人民日报资深记者、畅销书作家凌志军，在亲历癌症后著书《重生手记》，他写在前言里的第一句话是“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，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。”

　　凌志军说：“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，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，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。”何谓中国式癌症？凌志军解读为，它包括中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的致命弊端、对癌症认识存在的致命偏差、错误的治疗方案，以及过度化疗、过度手术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著名肿瘤临床专家、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的看法更尖锐，在他看来，中国式癌症，不是医学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

　　何裕民说：“不同的恶性肿瘤，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乳腺癌，美国的生存率超过了80%，甚至达到了90%，胰腺肿瘤生存率却不到10%，但总体上可以达到60%—70%。而上海恶性肿瘤的生存率大致在35%左右，停留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，差距很明显。内地二、三线城市，生存率大概只能在20%左右，差距更大。”

　　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？何裕民认为是多方面的，但技术差异不是主要原因，“美国的趋势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，而是要多低……而不是像今天的中国那样，越用次数越频，剂量越来越大，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。”

何裕民认为，这些治疗规范背后，都有医疗企业推动，表面是为病人利益，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利益是与药厂捆绑的。很多治疗指南的制定，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际垄断性大药企，这是行业内周知的秘密，这才是本质。

就像中国股市老是逆世界经济景气而反向行进一样，国内，对于化疗的认识也似乎在逆向而行。国外化疗界越来越强调有所节制，少用为妙之际；中国用化疗对抗癌症的战争却方兴未艾，似乎刚刚成就为如火如荼之势！反差之大，令人惊讶！

有人可能会诘问：国内化疗用的基本上都是欧美标准方案，药物也部分是（至少有钱人用的多数是）国外进口的！这还会有错吗？

《众病之王·癌症传》作者悉达多·穆克吉关于化疗的西方新理念，他说到：“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，而是要多低；有试验正在研究是否把原有治疗规程按比例减小，用毒性较低的温和剂量施药，可以达到同等的治愈率。”换句话说：适度、小剂量，见好就收；而不是像今天中国的那样，越用次数越频；剂量越来越大；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！

我们反复告诫：对试错中发展起来的化疗，要谨慎的理由——人们对于化疗所报的期望值太高了，就像买保险，总认为买得越多，越安全！其实大错特错！老百姓有这个想法可以理解。但事实证明这是虚空的期望——被化疗所救的，与冤死于化疗的，完全不能打平！

年底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与医院、医院等联合研究后认定：经典的鼻咽癌化疗方案并不适合中国患者。这方案叫“ＰＦ”方案（顺铂＋氟尿嘧啶），是美国人90年代报道的，据说可将晚期鼻咽癌３年生存率提高３１％；被推荐为中晚期鼻咽癌标准治疗方案。在中国用了多年。新近设置对照组深入研究后却发现：患者在无瘤生存率、总生存率、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及无局部复发生存率等方面均无差异；但毒副反应明显，“化疗明显增加了黏膜炎、骨髓抑制等毒副反应，且延长了治疗时间和医疗费用，因此其并不能使患者获益，不适合中国患者”。

相信这类尴尬的结果以后还会不断出现！

为避免类似情况，何裕民教授将于8.16-17亲临厦门坐诊，预约-，小王

何裕民教授

著名临床肿瘤专家，上海中医药大学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，中国医学哲学协会副会长。在中医理论与临床、心身医学、医学哲学、医学人文学、肿瘤治疗、健康研究及管理方面颇多建树。曾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10多项，曾担任国家科技部“十一五”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，出版著作40余部，发表科研论文余篇。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、全国杰出青年中医、霍英东英才奖、世界杰出华人成就奖、中国心身医学终身成就奖等殊荣。

擅长：各类难治性肿瘤的治疗。尤其对老年患者及晚期肿瘤，胰腺癌、肝癌、脑瘤、恶性肉瘤等难治性肿瘤的治疗效果显著。以中医“零毒抑瘤”（中医药诱导癌细胞分化与凋亡）为核心，运用现代中医的综合疗法，配合非医学手段，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；首创圆桌诊疗、关爱治疗、六字康复模式，包括预防保健、肿瘤营养、心理关怀、体能锻炼等综合治疗肿瘤。